截至目前，中广核、中电建、水务集团、天泉、新特丽、邦必拓、富信等海内外知名企业已积极报名参加本届高交会环保与能源展。

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的评估报告建议，东南亚各国应该充分利用东盟地区共享技术中心，进一步推动塑料垃圾回收，提高塑料垃圾贸易监测力度，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地区塑料污染问题。新加坡政府4月宣布，将就对消费者征收一次性塑料袋使用费用问题，向超市等利益相关方征求意见，并于今年下半年展开公众咨询，以决定具体收费模式。

大量塑料垃圾给东南亚国家带来沉重环境负担。在马来西亚、泰国和菲律宾，超过75%的可回收塑料最终被填埋或进入海洋。东南亚地区的部分品牌和零售商表示，将在2025年实现全部塑料包装可重复使用值得一提的是，督察组进驻当天就收到群众举报，称滁州市凤阳县机动车拆解行业环境污染严重。不担当、不碰硬是什么原因造成环境违法违规事件频频发生？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不担当、不碰硬，敷衍应对、弄虚作假在通报材料里，督察组毫不客气地指出各地问题所在。

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办公室和各督察组也将对通报问题扭住不放、一抓到底，采取盯办、调度、督办等措施，指导推动地方彻底解决问题。督察组指出，凤山县委、县政府无视地质公园保护管理要求，以旅游开发名义行房地产开发之实，多次召开会议积极推动世界寿源城、三门海寿源阳光、凤山凤栖桃源生态智慧长寿康养基地等3个房地产项目，在地质公园保护区内先后上马。一方面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成本，减少不必要消费，另一方面促进产品生产者降低产品碳成本，提高产品在售价方面的竞争力。

在这个碳市场里，欧盟要为其117.1亿吨的消费碳排放设置总量及减排目标，该减排目标最后落地到每个产品头上，如果没有达标，则需要交纳罚款。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、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曾提出过这种方案。乍一看，我们需要负责减少的碳排放一下从117亿吨减少到33亿吨，貌似捡了个大便宜，但往细处想这可能是给自己设的一个套。方案四还有一种将消费端碳排放与现行碳减排制度相结合的方法，就是仍然实施基于消费端的总量控制，即欧盟消费117.1亿吨，但不通过控制产品碳足迹减排，而是通过既有的CDM项目减排量来实施减排。

当然，这个方案对中国并不算有利，所以中国极力反对。虽然欧盟没接招，但这种说法乍一看确实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

这个方案看起来不错，除了能够继续出口产品以外，还能额外创收。所以还要看得更远一点，想得更深一点，并且试着建立符合自己利益的规则体系，这样才不至于总是被别人套路住。但气候谈判并不是打嘴仗挣个表面上的输赢，而是要落实到减排上。为了方便分析，我们将情况简化一下，假设只有中国和欧盟两个经济体，二者基于生产端碳排放和基于消费端碳排放正好是对调的。

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立一套基于消费端的外部减排机制（即产品碳减排机制）。我们这里暂时先不考虑未来逆转的情况，就按照欧美消费的碳排放比中国多出发，来分析分析这种主张的出发点，以及最终的目的。但这种方案从实施层面较难落地，如果这笔资金单纯从减排项目的资金援助角度上讲，很难有的放矢地降低欧盟消费端的碳排放，到头来成了欧盟收了我们的钱转头来援助我们减排，所以欧盟不同意，我们也觉得没面子。假如某一天，欧盟说：好吧，我承认我们消费的碳排放比较多，那你觉得应该咋办吧？这个时候，我们能拿得出一套行之有效，令人信服的的解决方案吗？提出问题简单，解决问题难，我们恐怕得思考一下，我们提出按照消费端碳排放来划分国家责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一套对我们有利，又能让对方信服的解决方案？方案一我们可以尝试参考基于总量控制的碳市场那一套，设置一个基于消费的碳交易市场。

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变相涨价，对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。这样就不用耗费大量精力去核算每个产品的碳足迹，只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进出口产品总量算出消费碳排放，然后设定下降目标，下降目标可以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目标分解。

方案二将碳成本加在产品中，要欧盟消费者为此买单。为达成目标，欧盟可以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通过适当提高消费税来减少产品购买，二是购买国际减排量CERs。

客观地讲，最适合收这笔钱的，其实是欧盟政府。这样既可以定向资助出口欧盟的产品碳减排项目，又可以量化欧盟消费端的减排量，还可以把欧盟碳碳关税收的钱以购买外部减排量的名义，名正言顺地给赚回来，我认为是个可行的方案。因为国家层面基于消费端的碳排放核算并不是主流算法，所以相关数据也无从查起，从个人感觉来看，至少目前确实是这样，但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逐渐提升，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一状况很快就会被逆转。方案三延续方案二的思路，让欧盟政府收取碳成本带来的收益，但是此收益应定向支持中国的减排这个方案看起来不错，除了能够继续出口产品以外，还能额外创收。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、中国金融学会会长周小川曾提出过这种方案。

我觉得比较可行的方案是设立一套基于消费端的外部减排机制（即产品碳减排机制）。该机制定向支持出口欧盟产品的碳减排，产生的减排量由欧盟统一收购，收购的资金就来源于征收碳关税的收入，至于需要购买的量，就与他们消费端的碳减排目标挂钩了。

客观地讲，最适合收这笔钱的，其实是欧盟政府。我们这里暂时先不考虑未来逆转的情况，就按照欧美消费的碳排放比中国多出发，来分析分析这种主张的出发点，以及最终的目的。

乍一看，我们需要负责减少的碳排放一下从117亿吨减少到33亿吨，貌似捡了个大便宜，但往细处想这可能是给自己设的一个套。但这种方式其实是变相涨价，对于出口产品的竞争力有很大影响。

这个方案其实就是现在欧盟正在策划的碳边境调节税方案。但气候谈判并不是打嘴仗挣个表面上的输赢，而是要落实到减排上。为达成目标，欧盟可以有两种方式，一是通过适当提高消费税来减少产品购买，二是购买国际减排量CERs。方案二将碳成本加在产品中，要欧盟消费者为此买单。

因为基于项目的减排量也就是CER、CCER这些理论上既适用于生产端碳抵消，又适用于消费端碳抵消。如果碳成本的额外收入到了中国政府手里，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，既然排放越高收益越高，何不加大排放，提高碳价。

这种方法对中国最有利，一方面不用再对中国的产品征收碳关税，中国的产品也不会被强制控排，另一方面可以重新激活CDM项目（或者以后的SDM），让中国的减排项目有市场。根据CAIT的数据，2018年中国生产端碳排放为117.1亿吨，欧盟的生产端碳排放为33.3亿吨。

这样就不用耗费大量精力去核算每个产品的碳足迹，只需要根据每个国家的进出口产品总量算出消费碳排放，然后设定下降目标，下降目标可以以城市为单位进行目标分解。为了方便分析，我们将情况简化一下，假设只有中国和欧盟两个经济体，二者基于生产端碳排放和基于消费端碳排放正好是对调的。

因为国家层面基于消费端的碳排放核算并不是主流算法，所以相关数据也无从查起，从个人感觉来看，至少目前确实是这样，但随着中国消费水平的逐渐提升，我觉得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一状况很快就会被逆转。但这种方案从实施层面较难落地，如果这笔资金单纯从减排项目的资金援助角度上讲，很难有的放矢地降低欧盟消费端的碳排放，到头来成了欧盟收了我们的钱转头来援助我们减排，所以欧盟不同意，我们也觉得没面子。这种制度且不说罚款什么的不可能给到我们，计算每个产品的碳足迹并设定减排目标就是一个异常庞大的工作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们设置的产品减排目标会再次转嫁给我们，因为消费者是不可能通过减排措施来减少其消费掉的碳排放的，最终还是会传导到生产端来。虽然欧盟没接招，但这种说法乍一看确实有理有据，令人信服。

假如某一天，欧盟说：好吧，我承认我们消费的碳排放比较多，那你觉得应该咋办吧？这个时候，我们能拿得出一套行之有效，令人信服的的解决方案吗？提出问题简单，解决问题难，我们恐怕得思考一下，我们提出按照消费端碳排放来划分国家责任的最终目的是什么？我们是否能够提出一套对我们有利，又能让对方信服的解决方案？方案一我们可以尝试参考基于总量控制的碳市场那一套，设置一个基于消费的碳交易市场。而且，降低消费端的碳排放最好的方法就是不消费，到时候欧盟大量减少对中国产品的进口，造成我国对外出口的企业大面积减产停产，这肯定是我们不希望的，所以这个方案不可行。

方案三延续方案二的思路，让欧盟政府收取碳成本带来的收益，但是此收益应定向支持中国的减排。国内很多专家学者持有一种主张，就是从碳消费的角度来看，欧美的排放量要高于中国，因为中国排放大量碳排放生产出来的产品都被欧美国家消费掉了，所以应当为此负责。

在这个碳市场里，欧盟要为其117.1亿吨的消费碳排放设置总量及减排目标，该减排目标最后落地到每个产品头上，如果没有达标，则需要交纳罚款。你看看，我们排放了这么多并不是我们享受了，而是你们享受了，所以你们要为此负责。